折彦冲登基的仪式虽然号称仓促，其实也准备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登基之后各方的反应又延续到次年年中，在这段时间里，杨应麒所领导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这场改革并非划一进行，而是依照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先后缓急之别——汉廷统治基础较深厚的辽河流域与齐鲁东部没有大动作，河东路是作体制上的调整，而河北和陕西则进行了渐进式的革新。为了因应这场规模颇大的政治革新，从华元一六八二年年底到次年年中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新汉政权治下发生了规模颇大的官吏流动。
这种流动，一方面是从四方往中枢流，津门、辽阳的中枢旧班底在几个月间陆续进入塘沽，占据了新中央政府上下各个部门接近四成的席位。不过，随着统治范围的大大扩展，新的中枢所需要的官员也比以前大为增加，所以山东方面也有大量的中层干部上调，而河东、陕西则主要是高级官员如郭浩、马扩相继进入中枢成为政要。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上空出来许多缺来，便需要中央政府下放青年士子，或从临近地区平调、升迁。尤其是新收复的河北东西路，更成为新晋士人以及流求、山东官员谋求升迁的绝佳途径，这个地区在近期内各种条件是十分辛苦的，要做的事情也多，但由于百废待兴，所以容易出政绩，加上临近未来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出了政绩也容易为上面所知，因此热心仕途者都愿意到这个地方上任。
正是有这样的背景在，河北东西路如沿海的滨海、沧州，以及腹地大府河间、冀州，都在一众中青年官吏的努力下迅速稳定下来。
这时汉帝国的南北疆界基本上都已经稳住，宗翰被限制在云中，宗弼也始终无法越过黄河，汉廷在这两条战线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结果证明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和云中、河南、西夏、南宋接壤的边疆线仍时有摩擦，但从渤海那边的辽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渭水中上游的广阔腹地，在靖康之后第一次实现了长时间的和平。大半年的时间，已足够汉廷扫除大股的强盗势力，足够农人安下心来，享用第一次战后的农业收成。
华元一六八三年的秋收在到来之前，北部中国就已经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村的富户们欣慰地看到治安转好了，而汉军在边境上不断外拓的胜利又让他们相信汉帝国的腹地不会打仗了，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富户们从来没有像今天安心过，这些年的耳闻目睹让他们发现汉廷的军队没有宋军或金军那样骚扰民间的斑斑劣迹，相反，他们感受到了汉军的保护，并将这种感受化为对汉廷军事行动与行政改革的支持。
而穷苦人家看看米缸里的存粮和田地里的庄稼后也倍感踏实。安定得比较早的地区，农民已经收过了一季的番薯玉米，但也有一些地区是到开春之后才逐步平静，这些地区的穷苦人家都不得不靠汉廷各级政府分发下来的赈济，赈济的数量，勒一勒肚皮也够他们吃到秋收，而据汉廷最新的宣传，秋收之后的税赋又将定得很低——甚至全免，这让穷苦人家对来年的生计也有了盼头。
汉廷在国家内部——尤其是河北东西路各州县推行的行政改革和安抚政策，耗费了很大的财力，辽南与塘沽的战备存粮不断地搬出去，至于究竟搬出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就只有杨应麒与陈正汇知道。为了河北的安定与重建，大汉朝廷甚至牺牲了春季趁胜进军云中的契机。
杨应麒一开始以为这种付出要得到回报的时间至少得三年，然而他错了。的确，农民们由重建家园到能够以赋税的方式回报国家，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农民一旦安定下来，就意味着着整个地区都安定下来。而国家安定后所产生的间接作用之大，却远远超过了杨应麒的想像。
首先是治安开始进入良性循环。汉廷对各处强盗的打击越进行到后来就越顺利，因为农村的安定已经最大程度地切断了新强盗的来源。最大股最顽固的强盗在第一轮的清洗中就已被拔除，小部分就地正法，大部分流放海外。剩下来那些大大小小的毛贼，由于整体性社会混乱已经结束，他们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又因为新政府给了他们另外一条可以活下去的道路，所以他们又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意义。在冀州发生过一件后来被编成戏曲的事情：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在汉廷宣布免除全县两年农业赋税和诏谕盗贼归家务农的特赦令之后，颤巍巍地跑到山上去把她的儿子——当地山中最著名的一个强盗头子——揪回老家种地。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河北东西路不知发生了多少起。
与此同时，乡绅们也依靠着新政府重新肩负起重建乡里的作用来，在韩昉、陈显及其下属的努力下，新的政治秩序和旧的乡村秩序正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杨应麒所领导的政府班子，对处理治下农村事务显得十分灵活，他们并没有非常强硬地将辽河流域的模式搬了过来，而是在保证几条大原则的前提下放手让乡里自保自治。此时的河北农村，无论人才还是经济都已经比不上江南，不过乡贤体系还大体保存着，而且在大乱之后转入安稳，人心却很容易就定了下来。汉人毕竟就是汉人，如果有可能的话，重建家园绝对是他们在劫后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到一六八三年六月，河北东西路主要州县的道路就已经平静了下来，在这几个月里，数十万非精锐部队被组织起来，转为武警队伍，分布在从津门一直延续到长安的商业主干道上，维护着几条大路的畅通。这几条安全的道路受到了所有东海商人的一直赞扬，也激发了沿途城市的商业活力。东海商家的资本在进入内陆，而内陆又产生了新的商家。分管户部和商部的陈正汇给杨应麒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上的数据比杨应麒预想的更加乐观——杨应麒原本希望这几条商道带来的收益在三年之后能够维持这几十万武警队伍的生计就可以了，但陈正汇却告诉他，到年底政府在这条商道上的直接收入就足以实现这个目标。
不仅如此，这几条贯穿汉帝国数千里土地的商道所带来的经济作用，比它在赋税上的体现至少要大十倍！民间商业因此活跃，民间财力因此而恢复，甚至有益于整个北中国的民生——这岂不比政府一时的税收增加更加重要么？当然，只要税收体制足够健全，民间的财富迟早会体现到税赋上来，比如作为沟通东海与内陆的经济枢纽塘沽，这半年多来便得益于这条商道的稳定而空前繁荣起来，仅仅上半年塘沽商业税收比去年同期盈溢出来的部分，就足以抵消整个河北东路所减免的农业税总额。
“一切都比预想中顺利啊！”这一刻的杨应麒心情极为惬意，他正梦想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他有份创造的未来：天下同富，万众同乐。
汉帝国开国后的这场大顺风，既得益于内部的人心思治，也得益于外部几个势力——宗翰、宗弼和赵构——都需要休养生息，同时也因为漠北的局势尚未告急。
不过，顺风总有结束——至少是停歇的时候，因为人心会静极思动，也因为汉廷的敌人并不准备和汉廷永远地和平共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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