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追问：“偏差在哪里？又是因何而偏差？”
他和宋既、刘兴纯一直都在龙门，关于江南诸事，平日该已沟通足足，现在还要作此问，显然是对宋既的江南之策很有意见，包括漕赋，因此要在李肆面前开口辩难。
三人在江南行事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有分歧是必然的，李肆留在龙门，就是要统合各方意见。
“这就要从漕赋改粮为银说起・・・・・・”
宋既也不动气，开始回顾英华插手江南后，漕赋的变迁过程。
包括安徽、江苏两省的江南，漕额为179万石，几乎占漕粮一半。明时是官办民运，清时是官办官运，而且具体经办的全是旗人，每年八月十二月起解北运。
明清虽都设有漕运总督，总掌漕事，但跟明时设置粮长，将漕运事务以徭役方式摊派到民间的手段不同，满清漕运的官办体系非常完善。从漕运总督到粮道，再到州县粮厅（即县丞），再到总书，也称漕总，构成一整套漕运管理体系。
州县漕总负责赋额摊派，进出核查，下面分管都图的粮差具体执行。粮差为大差头，征粮时招收临时工为小差头，再跟粮柜粮仓的书办仓役三位一体，李肆当年在广东英德所遭遇的里排勒索，跟江南粮户所受的盘剥比起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毕竟他只交银钱，这里粮食银钱都要交。
州县粮仓收足了漕粮，就向各漕口汇聚。漕运衙门的粮丁押运，一路北运。而粮丁多是旗丁，收粮时索贿卡拿，形成惯例，这些耗费自然又转嫁到粮户身上，成为杂派。
雍正上台后，大刀阔斧搞“费转税”也就是火耗归公，这政策也落实到了漕事上。把落到州县和漕事经办人身上的杂派陋规收归中央，再酌情朝下返点。
当然，杂派被收上去了新一轮杂派又顶着其他名目出现了，粮户负担又重了一层。湖北、江西和北方各省，满清不是重兵压境，就是统治稳固，没起什么大乱。可在江南，英华自龙门而入，这重压有了出气口开始有掀满清桌子的迹象。
《浒墅和约》后，英华粮商进入江南，经过一番较量后，李绂推行的江南管制政策崩溃，粮价由暴涨转为一路下跌。同时英华粮代异常活跃，侵蚀漕事各个环节。州县漕总粮仓乃至一省粮道卖掉漕粮，直接在漕口附近的大城市购买粮食充抵漕粮，由此赚取运费差价此事已成风潮。
基于此难逆现实，李绂只好上奏朝廷，建议不再征漕粮而是直接征收银，在江南各个漕口买粮北运。当然，英华粮商跟江南粮商合流推动此策的背景就隐在后面，为李绂建言改粮为银的钱谷幕僚，可是吃足了各家粮商的银子。
考虑到丢掉江南已是时间问题，直接征银还能有所积存，雍正很俐落地点了头。雍正八年，满清漕运在江南由征粮改为征银。而征收额度却并不随粮价而变，而是以雍正三年，一两一石梗米为基准线上下浮动。征来的银子也不是全部买粮三成直接拨解入京。
今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的七八月间，南北大势已经明朗，满清的漕运体系也轰然崩塌。漕运总督衙门裁撤，漕运旗丁北归。但崩塌的只是官运体系，江南本地征收漕银的官办体系被英华官府接收下来实际经办运输的漕船人户被英华资本接收下来。江南行营以发放许可证的方式管理漕事，漕运在表面上并无大变，但内里的运转机制却已完全不同。…,
宋既刚说到这，刘兴纯插嘴道：“这偏差就在，漕银还是按照旧额征的吧。一石一两，现在江南市面上一石梗米才六七钱，粮户卖给粮商怕只有三四钱，三石才能完一石的额银，粮户当然要叫苦！”
李方膺附和道：“江南初定，百废待新，漕银不免也在情理之中，可旧额都不改，这就失之僵直了。”
宋既摇头：“账要算全，不能光看着漕银一项。”
“江南两省漕银正额三百万两，对我英华国库而言不算多，就算减免一半，对江南粮户而言，也不觉有大宽松。”
“粮户的负担不止漕赋，还有摊分到田亩上的丁银。江南八府在圣道五年时，漕田两赋总额是七百万两【1】，这还是雍正为争人心，同时在江南办厘金局，有了新入之后才减下来的。”
“江南今明两年仍照旧制征赋，官家将田赋普免三成，个别地方甚至高达六七成，八府田赋依旧有三百万两，而八府漕银正额不过一百六十万两，相较之下，重点自然在田赋而非漕银上。”
“江南新得，官府下乡刚刚推行，重清田亩还未展开，所用胥吏还是当地旧人，偏帮士绅富户，这减免更实惠了他们，一般民人受益不多。”
李方膺哼声道：“这是吏治和恶绅的问题，江南旧制未拆，必然如此，就如明末东林故事……”
宋既笑道：“所以才要力行官府下乡，强推族田分户。”
李方膺一怔，感情在这等着他呢……
他还不服，正要深谈，李肆道：“这两桩事是国体相争，是大事，漕事相对较小，可以先行入手，且听宋既说完。”
宋既拱手谢过，再道：“我英华朝廷得江南，免厘金，降田赋，还重整官府，分税落地，陋规大减，以整体言，江南负担较之满清已轻了接近一半！可为什么江南并非地地称颂，反多有怨苦之言呢？”
“原因就是官府未能下乡，乡间民情不清，少数得利者分走大利，余利也还未落到一般农人身上。眼下正是漕赋冬征，农人只对比漕赋，加之对粮价太过揪心，再想到明年田赋，也得卖粮换银，都有负担加重的感觉。”
宋既看向李方膺：“秋池所问，漕赋之策偏差在哪里就此来看，就偏差在朝廷对此认识不足，没料到江南农人之心聚在这上面，而不是田赋上。”
李肆暗自白眼自己刚在说这事小，这家伙就说认识不足。
“至于为何有此偏差……”
宋既正谈得入神，哪顾得上皇帝的感受。
刘兴纯却不客气地插嘴：“我看问题都出在粮价上面・・・・・・”
宋既点头，接着又摇头：“粮价是其一，稍后再谈，总括而言，有三点。
“其一是南北相离・・・・・・我英华得江南三年内都难获益，反而要补贴大量银钱。”
换成是一般人听到这话，一定会呲目以对，满清仅仅在江南八府就要收七百万两银子，英华复江南，为何还要赔钱！？
“就漕事而言，江南漕银系于跨几省的漕事，难以如本土那般直接划归地方赋枕眼下江南行营还要给各漕运公司补贴，就是要稳住与漕事有关的各业人色。这可不只是漕银正额，安徽江苏漕银之前正额是三百万算上加耗和杂派，接近八百万两。除去各层盘剥，两省漕事涉及民人的也该有五百万两，江南行营每年至少要补贴两百万・・・・・・”…,
“可这两百万还不是大头，依计司核算，江南地方转制，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不算义勇军所费，至少也要一千万两地方税。循序渐进，这三年里缺口每年平均四百万两…・・・”
“田赋是地方税，朝廷税在工商，比照南方规模，待诸事理顺后，十年后可到五千万。但江南废了厘金，工商税需一步步建起三年后方可初成，大略达到一千万规模。一进一出，总括算下来，三年内朝廷要向江南八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刘兴纯都牙痛似的抽了口凉气。
谁都知道江南未来一片光明，仅仅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人口就已超英华，足有四千多万，本就富甲天下。改制之后，就算中央所得不如广东，怎么也能媲美福建，到时英华国入就是上亿两白银的规模，上亿两啊…・・・这可是不必养地方官地方军队，只插手部分地方事务的收入，能办多少大事！？
可惜，这终究是未来之事。
英华一国现在正飞速发展，政府不仅要大办基建，还要主导投资，国入虽丰，却是年年赤字。今年能打这一仗，还是事先在财政上埋了线，并且举了两千万巨债。
圣道十年还有几天就要过了，英华国库今年实入预计超过六千万，可为免战事骤消，相关各业萧条，国家还得另起工程，转兵为民。此外军费国债也得摊偿，圣道十一年的中央预算收入和支出都是七千万两，还不清楚实际会不会入不敷出。
得了江南，不仅在财税上暂时得不到好处，还要大量补贴。银子从哪里来？举债？国债在预算里已快占了四分之一，不能再举了，征新税？海关、殖民等税还好说，要是工商和金融税，那就得跟东西院好好战一番了。
计司和政事堂制定的策略是分出海关税收来补贴江南，这是建立在南北形势缓和，关税会有大幅增长的预估下。为了不出意外，八月时还是修订了明年的预算，从各个渠道攒出了三百万，在工商和金融税上也有所增加，东西两院还发了不少牢骚。
李肆也在微微叹气，没错，这事涉及到的其实还是英华与江南的人心。宋既和李方膺都出身江南，可要英华三年里为江南作巨额补贴，他们都不是百分之百乐意。此时英华人，视江南人绝非夷狄，却怎么也难完全当作自己人。
也就是这样的心理，让他、宋既和翰林院、政事堂一帮人在定下漕赋之策时，并没有想得太深，更没料到江南农人的不安、不满等负面情绪都汇聚到了漕赋这件事情上。
宋既再解说第二点：“方才说到官府下乡必须先行，也已提到，那就是工商资本已及江南髓里，却少官府管控，害及漕赋。”
“借着南北大势，英华资本虽占了江南，取代了满清皇商官商，有利于江南民人一面，但因无官府这层皮面，害民一面也显了出来，尤其是在粮业上，漕赋尤重。”
“我英华资本自龙门入江南，就开始侵蚀满清漕事，漕运由粮改银后，粮商更没了束缚。南洋米商推着粮代深入乡镇，把粮价打压下来。江南粮商借此以低价从粮农手里收粮，转运北面获厚利。每年数百万石的漕运更是他们眼中的铁饭碗，粮价每石压低一分银，他们就有数万两的稳利……”…,
“江南米价近于一体，城镇之民倒是受了益，可粮农却怨声载道。江南跟两广福建不同，两广福建务农者最多占一半，一半里种粮的也只有一半。而江南人户里，务农者十之七八，种粮也十之六七。早前皇商、官商和满清官府在粮食上得的利，大半都被英华粮商和粮代吃下，我英华粮业正重压着江南一半多民人的肩膀。”
刘兴纯和李方膺都同时点头，这才认识到官府下乡的重要性。不是说官府下乡就能解决这问题，而是要解决这问题，就必须有深入乡镇的官府。通过基层官府获得更迅速更准确的民情，通过基层官府管控粮商以各种不当手段得利，没有基层官府，朝廷在粮业上的各种调控法令也难以执行。
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粮价太低。
宋既谈到这一点时，也觉这个问题很复杂，只简单谈了两点。
“一是我英华商货大通，多了南洋米调剂，北运粮商又为获利而借势打压，米价自然会低，这是常识。”
“另一面所涉更广，英华商货冲击江南，江南产物又多为丝绵等廉价原料，白银不断南流，江南本地渐渐短银，银贵物贱。江南米价比广东还低，这怕还是主因。”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李肆都没认真留意过，心中也是一震。当年他曾经以“殖民江南”统称英华的江南攻略，现在江南得手，英华资本也稳稳扎根江南，却生出了诸多害处，看来还真是朝前多走了半步，比喻有成描述的迹象，这就是分寸问题。
由漕赋一事，就牵出了人心之隔、江南改制、资本之害和经济运转等一大堆问题，众人都觉得脑子有些应付不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
刘兴纯不太懂经济，听得眼晕，赶紧请教。
没想到宋既摊手耸肩：“我也就只能选出最容易入手，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剖析来由根底。”
哗啦一声，李肆抽出一把折扇，抬眼望天花板，呼呼扇了起来，三人对视，都道皇帝也在挠头了，现在可是十二月・・・・・・
这扇子大家常见，扇面素白，写着“万仞险峰步步攀”七字，是李肆找国中书法新秀，通事馆汪由敦题的字，皇帝这是时时提醒自己戒骄戒躁，不要冒进。
看着这呼呼翻着的扇子，李方膺忽然两眼一亮。
他猛然离席，朝李肆郑重拜下。
“草民有一策！若行此策，江南乱相，迎刃而消！”
李肆等人都盯住了他，不知道他要发什么惊人之语。
李方膺朗声道：“陛下可广诏天下，还都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