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卫生纸，其实还有一件与之相关的事情让唐宁觉得非常有趣。在这次卫生纸危机之前在东京曾经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卫生纸检验行动。
实际上这次行动是由日本家庭主妇消费联谊会举办的。起源是有人投诉买到的东西既象西西里岛的渔网，又像沈阳的冻豆腐，就是不像说明上标的卫生纸。这些主妇们所做的事情是把当时市场上生产的各种卫生纸在体育馆里全面铺开，利用阳光来检查和统计这些卫生纸上到底有多少窟窿。
虽然今天日本制品在世界上因为质量较好而享有声誉，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产品曾经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很多产品存在着质量问题，比如卫生纸，主妇们抱怨买到的货色常常因为到处是窟窿而无法使用，而生产厂商对其并不感到羞耻。
按理说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生产的产品，质量还是比较靠谱的，比如日本海军战争后期匆忙制造的海防舰第七号，在战争中被美军炸掉了船头，而我国打捞修理之后改为南宁号护卫舰，竟然能一直使用到七十年代。战后日本商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日本战后十分贫困，人民已经习惯使用质量差但勉强能用的劣质产品。甚至不得不接受降低标准的食品。例如，日本战后出现粮食危机，麦克阿瑟紧急调来一批美国过期和即将过期的军用罐头，分发给日本人补充食粮。结果，处在饥饿线上的日本人因此对麦克阿瑟感恩戴德。日本曾经发生过“黄变米”事件，即粮商卖的大米中掺杂了腐坏变质，含有黄曲霉素的陈旧米。这一次，因为事件发生在日本经济已经有了起色的时代。一些记者跟踪追击，试图查出元凶，结果发现竟然是国会正式授权这样做的……
第二，由于缺乏能源和资源，日本战后为了实现经济复兴，不得不通过劳动密集型企业。依靠便宜的人工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制造低档消费品，来填补对方的产品结构空缺。既然目标是低档产品，质量上自然会比较放宽。无论如何，日本的厂商当时追求的是销量和抢占市场，对于产品单价并不在意。在欧美，日本货基本和地摊货一个概念，便宜，但没好货。结果，粗制滥造的习惯。就被战后的日本工业界接受了。
但是，产品质量低劣，给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想想看在厕所里拿着一卷满是窟窿的卫生纸是何等尴尬的事情。谁来管一管呢？
政府？日本政府在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任务无非两个–第一，发展经济，增加GDP，不然因为社会不公到处活动的左派们要组织老百姓要推翻政府了；第二，填满金主的腰包，也填满自己的腰包–这是日本黑金政治最盛行的时代。以世袭和门阀为特色的日本政治充满了权钱结合的丑闻。所以，无论从干正事还是保障自己利益的角度。期望日本政府对企业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的行为作严格的规范，简直是天方夜谭。
日本伪劣产品盛行的时代，奋起抗争的也不是大男人们，而是主妇们组成的家庭主妇消费联谊会（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地方叫做监督协会等杂七杂八的名字）。
也是。采购买东西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权力范围嘛。而且女性多半好较真，买东西要吃了亏，那要不讨个说法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普遍性的商品质量问题，迫使日本的主妇们纷纷组织起来。从民间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
当时日本倒是没有出现女王海，并没有发生通过维权进行大规模质量索赔这样的事情，日本主妇大多数时候并不采用法律武器和伪劣厂商们交锋–大家都挺忙的，整天上法庭没有时间，也小题大做，这不是“小脚侦缉队”的作战风格。
这些日本太太最善于做的事情，就是“曝光”。她们通常不会说某个厂商好或者坏，但是会对让她们不爽的产品进行测试或检查，比如上面那种满是窟窿的卫生纸，然后把信息提供倒媒体去，而这种种别开生面的检查，也颇有新闻效应，很受媒体欢迎。日本主妇们努力地寻找着那些质量低劣的产品，并且在媒体上不断将其曝光，给生产厂商造成巨大压力。
或许有人回媒体曝光啊，这可是老套的做法了。然而，在日本这种老套的做法就硬是管用。要说她们的做法有何特色呢，第一，这种家庭主妇消费联谊会或者说质量监督协会完全与官方脱钩，是纯粹的民间组织，否则怕自己不能取信于媒体–可见日本当时政府的信誉如何；第二，所有信息都有数据支撑，检验过程公开，甚至邀请厂商派人前来挑毛病。所谓某某产品就是好或者就是不好这种空话废话她们是不会说的，所以，老百姓对她们的话很信任；第三，允许厂商自辩，比如太太们检验出一卷卫生纸有一百个窟窿，厂商说平时我们都只有十个窟窿的，你们恰好拿了质量很不好的一卷。只要你说的话有依据（哪怕是工厂的内部资料呢），家庭主妇消费联谊会也会随你来说，不会反驳–但你再振振有词，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在日本骂首相乃至其祖宗十八代都可以随便来，因为在日本政治家的使命之一是和中国足球队相同的–通过挨骂宣泄社会不满，促进国家稳定，所以你骂他就是帮他做好工作。但是，骂某个厂商一定要慎重，因为这关系到人家的生存命脉，骂错了人家要找你拼命的。
然而，这些厂商就愣是拿日本这些“小脚侦缉队”没辙。日本的家庭主妇消费联谊会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这让她们天生很不好对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