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告诉我，纽约的律师比普通人还多。
——沃伦·巴菲特
“当然父母从来都没特别为学法律而培养我们，”温迪·芒格说，她是一名律师，兼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仲裁法和谈判技巧。不过她又补充说：“我们的确是一群口齿伶俐的孩子。”
埃米莉·芒格在决定报考法学院时绝对受到了家庭传统的影响。“法律是了解家庭文化的一种途径，”她解释说，“我认为我们都很有分析能力。菲利普没有选择法律，不过他完全有机会这样做。他喜欢阅读、思考和分析，曾经两次作为高中辩手赢得加州冠军。”
虽然并没有什么远大的计划，但芒格家的孩子们在选择职业时都倾向于跟随家族传统。南希查理的八个孩子中的四个都成为了律师，其中五个和律师结了婚。
莫莉·芒格是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这样做的，虽然她选择法律更多的是出于本能而没什么特别原因。“我们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观念——女孩长大后结婚，应该有点事情做，万一你的丈夫去世或者发生了别的事情。这种想法影响了我。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最后一年，别的女孩都有了订婚钻戒。我并没有想我要和爸爸一样去读哈佛法学院，不过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工作时，认为应该去读大学。要读经济专业的话，我的数学成绩不够好。然后我填了哈佛法学院的问卷，里面问你们家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在哈佛读书……”
对莫莉而言，这仿佛点亮了一盏明灯。她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的。查理·芒格通常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这次却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让大女儿知道自己对于她的决定有何感受。
“圣诞节或是生日的时候，他通常都是写一张支票或者给现金，只有很少几次例外，”莫莉说，“对于他来说上街购物是非常可笑的想法。他总是给我们买他最爱的布克兄弟的礼券让我们去挑礼物。还有一次他忽然对一种公文包着了迷，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个。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他说：‘我毕业啦。你要是能给我买块表就最好了。’他从文件堆里抬起头说：‘对啊，那很应该。去自己挑一块手表然后把账单给我吧。’当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他又一次抬头说：‘记得让他们刻上字：来自你亲爱的父亲。’他就是这样一种爸爸。我在法学院的第一年，住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剑桥双人学生公寓里，暖气少得可怜，室友整个冬天都站在火炉旁边取暖。我拆开爸爸寄给我的包裹，里面是四个人的大头照片，装在精致的相框里，分别是我曾爷爷、爷爷、爸爸和我自己的高中毕业照，还有一行他亲笔写的小字——‘来自爸爸的爱’。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奇程度，不由得紧紧抱住了那个相框。”
虽然一开始有些矛盾，莫莉还是愉快地投入了这一职业。她在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任公诉人，后来又创办了一家私人公司专门起诉金融罪犯。最后，她又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转投公众利益法。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州有一项撤销学校和政府机关反歧视行动的提案，莫莉领导一个社会联盟对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尽管最后并没有成功。她和一些同事以及自己的丈夫成立了一个名为“进步项目”的公众利益法组织。在那里，莫莉继续从事她之前为国家有色人种进步委员会和其他人权组织做的事情。
1962年，巴菲特开始买入处于困境中的新英格兰纺织制造公司的股份，这就是伯克希尔的前身，同年在查理·芒格的帮助下，两家新公司在洛杉矶成立了。第一家是律师事务所，第二家则是一家证券公司，名为“惠勒和芒格”。
一群从缪齐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脱离出来的律师劝说芒格和他们一起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很快就以“超级律师团”而声名远扬，这家小事务所的客户不仅在洛杉矶，还遍布全国。查理在缪齐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工作了13年，然后和另外6名律师一起跳出来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这些人中还包括罗德里克·希尔斯（后来成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以及他的太太卡拉·安德森·希尔斯（后来担任了美国贸易代表）。他们的想法是成立一个民主单位，满足最高标准的执行准则，只招收最好的人选，在各地建立最好的律师事务所。
罗伊·加勒特那时已经有了心脏病，为减轻自己的负担，他为公司聘请了一位高管，这个人被芒格形容为“控制狂”。那些有经验的律师最终厌烦了这个人，纷纷离开公司，芒格也是其中一员。
“当时对缪齐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来说，这个新事务所的成立并不全然是令人痛心的损失，”芒格说，“大家都不想看到弗雷德·沃德和迪克·恩穗德离开，不过很多人都会庆祝另外一些人的消失，特别是罗德·希尔斯和查理·芒格。新的合伙人特别讨厌罗德·希尔斯，因为他常常担任的工作在其他事务所里不会被这么年轻的律师负责。”
南希·芒格回忆起这段叛离的日子，认为是她人生中最令人激动的时期：“房地产开发项目正在进行中，关于建立新公司的讨论多数都是在我们家进行的。查理还成立了他的第一家投资公司。他和过去彻底告别。我并没有特别害怕，因为我有信仰，所以并不担心。我又生了几个孩子，好好地过着日子。”
她对自己丈夫的了解让她对新项目充满信心：“他看人相当准——哪些可以交往哪些不可以，”南希说，“他避免和那些会惹麻烦的人搅和在一起，这非常有用。”
相比芒格，罗德·希尔斯才是新公司的真正幕后主脑。作为一名有智慧的律师，他语速很快，工作量很大。他出生于西雅图，不过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失去了工作，于是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在途中车坏了，他们一路搭顺风车到了洛杉矶。希尔斯在洛杉矶东部长大，橄榄球打得很好，因此得到了奖学金去读斯坦福。他进入法学院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职业，毕业后在美国最高法院任职。是芒格把他招进缪齐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的。
“那并不是最难进的一家事务所，”希尔斯说，“不过他们里面有一些人特别与众不同，比如查理。3年后，公司升我做合伙人。出于很多原因，我决定拒绝。我们有一个小孩，我妻子是助理地区检察官，有一位资深合伙人我有时总看不起他，于是我决定退出。查理说那他也辞职，我们可以合租一间办公室。他说他再也不想做律师了，我说可以啊，只要你让我在公司名字里用上你的名字。查理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人。在很多方面他都让我想到了弗兰克福特大法官。他和他有同样的思路，不会凭表面价值判断事务。他几乎对所有事情都感兴趣，因此看事情的角度会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他是一个公平的人，能理解别人的偏见和弱点并因此留下余地。他不和别人一样充满批判精神，不是普通的律师。他服务于自己真正关心的客户，有些人是我不肯去为之服务的。他以前常说：‘你为什么要坚持做一名传统型的律师呢？你们是哈佛、耶鲁和密歇根大学的顶尖学生，很多人在联邦法院任职。做一些其他人做不来的事情吧。’”
当他们自立门户的时候，希尔斯31岁，卡拉·安德森·希尔斯28岁。对于他们而言，芒格虽然只有38岁，行为举止却像个老年人，头发灰白、行事成熟。
卡拉·希尔斯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考进了斯坦福，在学校里因为打网球而声名远扬。她后来又去了耶鲁法学院。1958年毕业后在洛杉矶担任了两年的助理检察官。
“爸爸和卡拉·希尔斯在工作方面联系得很密切，”莫莉说，“他说她是一名优秀的律师。”虽然莫莉当时没有特别意识到，她父亲对卡拉·希尔斯的赞扬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他接受莫莉学习法律的信号。
有些律师去新的事务所时会把客户也带去，芒格也不例外。罗德·希尔斯估计早年芒格的客户占到了公司至少10%的业务。此外，希尔说芒格还帮助他们维护已有客户并吸引新客户。
“我们最早的客户有通用航空动力公司和联邦默高，”希尔斯回忆说，“因为查理的存在，公司看来相当有实力，于是他们都把业务转了过来。恰克·里克肖瑟当时在另一家事务所，不过同时也担任加州公司法专员。要不是查理在，他也不会加入我们公司。因为他的加盟，太平洋海岸证券交易所也成了我们的客户。”
希尔斯说事务所一开始就健康蓬勃地成长起来，后来越变越好。“第一年我们公司真的赚了大钱，很快我就成了富人。我赚到钱后，有人建议我进行一项合法减免所得税的投资。我说：‘查理，我有一个绝妙的投资机会。’我觉得那真的很好，不过查理说：‘我对规避所得税有一项更好的建议，把钱都给我就行了。’我说：‘我倒是很有兴趣知道你打算怎么做？’他说：‘我就把钱存起来。反正你早晚会血本无归的。我会把税款付掉，永远感激你所做出的贡献。’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没有参与那项避税投资。”
从1962年到1974年，罗德和卡拉·希尔斯都是事务所的合伙人。卡拉积累了反垄断和证券类案件的经验，同时也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授课。1973年卡拉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助理大法官，从此希尔斯夫妇开始了从政生涯。1974年2月大法官艾略特·理查森因水门事件中“星期六夜大屠杀”而辞职后，这一职位就无人担当。不过下一任大法官威廉·萨克斯比延长了这一任命。希尔斯成了助理大法官，负责司法部民事法庭。1975年，福特总统提名她担任住宅与城市发展部的秘书长。1989年到1993年，乔治·布什总统在任期间，她是美国的贸易代表。现在她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帮助公司解决贸易争端。
罗德·希尔斯也在白宫政坛平步青云。1974年他离开芒格和托尔斯律师事务所成为了福特总统的白宫首席顾问，最终还担任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现在他有一家咨询公司，多数时间都在处理公司业务，重组或关闭有问题的公司。他最广为人知的政绩就是在垃圾债券丑闻后处理了德崇证券，这家公司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最近希尔斯接手了联邦默高和废物处理公司的业务。
虽然希尔斯夫妇一度定居在华盛顿，他们仍然与芒格和托尔斯律师事务所保持联系。希尔斯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成了律师。女儿嫁给了芒格和托尔斯律师事务所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律师。
在最早的那几年，查理不断地巩固那些他觉得对公司有价值的关系，包括吸引另一名前任最高法院职员恰克·里克肖瑟来做他们的合伙人。芒格和里克肖瑟1965年相识，当时芒格还在兼职做房地产开发。加州颁布了一条有关于共有产权类项目的新法规。这是改变地产法基本概念的一条法令，芒格认为该条款写得并不合理。里克肖瑟当时36岁左右，在州长手下做公司法专员。
“查理希望法规的条款稍做调整，于是我对它进行了修改并加以润色。”里克肖瑟说。几年后他们在一个派对上遇见，查理为芒格和托尔斯律师事务所招揽了里克肖瑟。在早年受委派出国的律师中，罗纳德·奥尔森和罗伯特·德汉姆则最为出名。
罗恩·奥尔森1966年毕业于密歇根法学院，在牛津进修了一年后于1968年回到华盛顿特区和该法院法官共事。任期结束后他原本决定留在华盛顿，不过他的法学院同学建议他到加州来，与他一起加入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
“儿子出生前两个星期我和太太说我要去加州看一看，”奥尔森说，“我回来后和她说我们应该搬去那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比这些人更有趣的团体。查理不在事务所任职，不过他的价值观是公司的重要构成部分。招聘过程中我听到了有关他的故事，时至今日，来应聘的人还会听到查理·芒格的故事。”
奥尔森最终见到芒格的时候，他的第一印象和其他人如出一辙。“天啊，他看起来可真老，”奥尔森心想，“他当时40多岁。多年来他妈妈也许总是在告诫他：‘查理，你的行为举止应该合乎自己的年纪，也就是说你应该更成熟一些。’查理从我第一天遇见他开始，就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最成熟、最通情达理的人。现在他的生理年龄终于和自己早年就已累积到的智慧相匹配了。”
诚然，奥尔森说：“他也会暴怒。他可以说服我认识的最健谈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政治观点相当不同，他是保守的共和党而我则支持民主党。我们对于如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分歧甚大，不过最后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加州法律商业》曾经这样形容奥尔森：在艾奥瓦的一个小镇上长大，是全国最优秀的“造雨人”——能为公司带来新业务的合伙人。奥尔森为他的客户美林证券和奥兰治县之间的一宗著名的垃圾债券案件进行调解，最终以4亿美元的价格达成了协议。考虑到县政府要求的赔偿额是20亿美元，这样的结局已经相当不错了，奥尔森也因此赢得了业界的认可。奥尔森为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环球影业和迪士尼前总裁迈克尔·奥维茨提供咨询。1998年加州律师举行了内部排名，奥尔森位列最有影响力的律师榜首。
凯瑟琳·格雷厄姆是巴菲特密友圈中的常客，第一次和奥尔森在华盛顿共进午餐时就对他印象深刻。“他很有活力，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当时他已经担任沃伦的证券顾问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是洛杉矶最优秀的交易专家。为奥维茨安排的那桩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可真是令人惊叹！”
格雷厄姆所说的和解协议指的是迪士尼以前的二把手迈克尔·奥维茨，和最高决策人迈克尔·艾斯纳闹翻后离职。奥维茨的劳动合同利益有时高达14000万美元，有时则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取决于迪士尼的股价如何。
罗伯特·德汉姆于1985—1991年间在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担任合伙人，当巴菲特和芒格叫他和奥尔森去纽约帮忙解决所罗门兄弟的债券丑闻时变成了全国名人。德汉姆在纽约待了7年，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所罗门的主席了。
德汉姆在得克萨斯西部长大，当他在哈佛法学院读书的时候知道了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在学校他和芒格一样赢得了西尔斯奖学金。“1969—1970年，希尔斯在哈佛授课。卡拉正在撰写一本反托拉斯的著作。他们都是非常有趣的人。希尔斯夫妇邀请我和太太一起晚餐，莫莉·芒格也在场。莫莉当时是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高年级学生。”
和希尔斯夫妇谈过以后，德汉姆决定给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一个机会，去他们那里做暑期工，他被自己在那里的所见所闻震撼了：“这家公司坚持以价值主导的经营思路、坚持诚实经商。查理坚持什么，公司就坚持什么。”
德汉姆在夏天做实习生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芒格。“我对他最早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聪明、注意力非常集中的人，有许多真正关系密切的朋友，对朋友非常关心。1971年或是1972年我开始为他处理法律事务时，对他的看法更为全面了。他是一个聪明得异乎寻常的客户，对于法律工作和商务事宜相当了解。为他服务很难、要求很高，但却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因为你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任何一家好的律师事务所从本质来说就是一门出售判断力的业务。这是查理从事法律工作时的一个重要方面。扎实的法律技术和对于商业规律的深刻了解。”
多亏了有芒格的名头和他的人际关系在，德汉姆解释说：“我们的招聘工作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非精英勿入。很多非常有能力的人都被拒绝了。这是一家天才汇集的公司。”有一位应聘人甚至以“精英、势利、竞争激烈”来形容他们的招聘过程。
不论申请人是谁，都必须牢牢遵循雇佣原则。莫莉·芒格从哈佛毕业后不久申请了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的一个助理职位。面试她的人是卡拉·希尔斯，不过希尔斯并没有给她这份工作，据说是因为莫莉没有参与过《哈佛商业评论》的工作。显然在希尔斯的估计中，这意味着莫莉的资质并不太符合他们的标准。
每当应届生去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面试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告知成绩是衡量的最主要标准。“即使是本科成绩也要拿出来看，”一位应聘者说
，“上帝保佑，你最好是以优异成绩毕业，而不是良或者中。”
在他们的120名律师中，17名以前是最高法院的职员。2000年的时候增加了7名新合伙人，分别毕业于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斯坦福法学院以及耶鲁法学院。在多数律师事务所中一名合伙人有两名助理，由助理负责最繁重的工作，而在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合伙人必须自己亲自做更多的事情，因为员工中只有一半是助理。
芒格为事务所所做的最有用的事情之一也许就是把一堆小公司带来作为客户，这些公司后来成为了伯克希尔集团。随着伯克希尔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和威望不断上升，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也跟着出名起来。
“伯克希尔对公司有巨大的影响……有能力为沃伦·巴菲特工作、有机会担任伯克希尔的律师意味着什么？”哈尔·博思威克说，“顺便说一下，我并不是在说伯克希尔的业务创造了大量财富。这是持之以恒的工作，不过总体来说沃伦和查理的运营方式让公司不惹麻烦。同时，在早期他们收购的业务都有些问题，不过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以蓝筹印花为例，他们取得控制权的时候公司大概有，我不是最清楚，十来个官司在身？他们通过精心计算后认为可以打赢官司或者以很低的价格达成协议。他们做到了。虽然花了些钱，用了很长的时间，但他们做了笔好买卖，不是么？不过有伯克希尔这样的客户对于公司来说获益匪浅。这是一种认可，有些法律总顾问会说：‘你看，如果他们有资格为沃伦·巴菲特服务，我认为我们也能用他们。给我来电话吧。’”
由于伯克希尔的业务以稳定可控的速率增长，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也得以保持同步发展，根据需要增加人手。今天，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律师事务所开设在邦克山两座有着黄褐色大理石外墙的摩天双塔中的一幢，占据了七个楼面。办公室对面就是洛杉矶当代艺术馆，周围都是高楼大厦，不过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看起来像是墨西哥城的后巷。离高级的卡布奇诺咖啡店和装满了衣冠楚楚的商务人士的电梯不远的地方，街道的氛围却让人联想到墨西哥玉米卷摊的香味、人行道上小摊小贩的讨价还价以及热情奔放的拉丁音乐。
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如今专攻公司法、证券法、商业诉讼、劳工案、反垄断法、税法、不动产、信托基金、遗嘱检验和环境法。公司在商业诉讼方面的经验特别丰富。
除了自1970年起就是伯克希尔的首席法律顾问外，芒格、托尔斯还代表菲律宾政府向伊美黛和费迪南·马克思追讨资金损失。他们也代表阿拉斯加石油管道服务公司解决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在阿拉斯加湾发生原油泄漏事件。在重组一家西部连锁式杂货店VonsCos的时候他们是法律顾问。他们为诺斯洛普公司、利顿工业、南加州爱迪生、美洲银行、优尼科公司以及MCA音乐娱乐集团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务所为无数的社会团体提供无偿服务，包括西部法律与贫穷中心和洛杉矶流浪者之家。
为了让公司实现精英管理，芒格和托尔斯创造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民主的薪酬系统，这也让他们声名远扬。因此，只要条件合适，合伙人之间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可以高达5倍。
每年1月所有的合伙人会拿到一张选票，上面写着所有合伙人的名字，后面有一个空格。公司前一年的净收入印在选票的最下面一行。每一个合伙人都要填上他认为名单上每个人应该拿多少钱，没有什么准则，只是总数要等于当年的净利润。对于年资长短也没有特别的照顾。合伙人们投票的时候他们可以把年资长短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但也要考虑一个人开发业务的能力和是不是一名成功的客户代表。
“我们的投票是公开的，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每个人的投票情况，”奥尔森解释道，“我们并不是一个福利委员会，只会衡量每名律师对于公司究竟有多少价值。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推动力。罗德、罗伊和查理最早一起发明了这个制度，它是对你的年度评价检验。”
选票提交后，公司会在一个坐标中填上每个人的名字和数字，让每个律师都能看到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排名。福利委员会审核完数字后会和每个合伙人单独谈一次，然后确定分红的数字。合伙人们都说这个系统督促大家在平时的工作中表现得更有礼貌，如果你激怒的那个人会影响到自己的收入，那你一定会三思而后行。
“人们说这种方式一定很残忍，”一位合伙人约翰·弗兰克说，“这是公开的，但并不残忍。你不能在不影响他人收入的情况下把很多钱给一个人，因此这种方式会强制大家变得礼貌。”
“他们认为相对多数律师事务所来说，他们自己是一群更聪明的人，我的确喜欢那里。”安妮·拉林说，她以前是一名助理，后来成为了通用汽车的法务人员。
虽然已经多年没有在那里工作，铜牌上也不再有他的名字，罗德·希尔斯还是断言：“傲视群雄，那是全国最好的事务所。”
查理当时仍然在做律师，虽然并不是全职。他和杰克·惠勒以及后来的阿尔·马歇尔一起运作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位于太平洋证交所的惠勒和芒格证券公司办公室非常拥挤，要是芒格接到一个客户的机密电话，他会叫阿尔和他们的秘书维维安都出去。他们就在大厅里站着，不停地从一个脚换到另一个脚，等他打完电话。
在成立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后的三年，芒格退出了。1965年他最终离开公司，因为相信自己再也不需要依靠律师费过日子了。他把公司里自己名下的余额都转到了一名英年早逝的合伙人的遗产基金里，显然，芒格计划逃离法律界已经好一阵了。
阿尔·马歇尔说查理有一次这样概括律师生涯：“如果你为了满足一个很难对付的客户完全将自我抹杀，最后得到了满分，你的回报只是把这一切在另外一个难对付的客户面前重新来一遍，这种情况司空见惯。”虽然芒格热爱自己的父亲和爷爷，也尊重他们的工作，但离开法律界对于他来说的确是一种解脱。
“我聘请律师、管理律师，离开法律界并不意味着我不使用法律武器。不过我有强烈的意愿放弃以律师身份为人服务，”芒格说，“我有一个大家庭，南希和我要抚养8个孩子，而且当时我并没想到法律业务会在一夜之间就红火起来，我离开没多久法律界人士就开始赚大钱。我宁愿用自己的钱来做决定、下赌注。我总是认为自己比客户懂得多，那为什么我还要按照他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呢？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个性强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渴望获得足以独立的资本。”
芒格希望能在感觉安全的时候运用自己的财富来模仿自己的儿时偶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能做出这么多贡献是因为他财务自由。”芒格开始了解要变得真正富有，就必须对业务有所有权。
“我的岳母说过这样经典的话，”哈尔·博思威克说，“她说，律师们的生活方式总是很让人羡慕的，孩子们在学校读书，住在高尚社区的好房子里。当然，你的生活水平应该和你的客户一样，对不对？可是你忘记了你的客户在创造资产，而作为他们的律师你却没有。你的工作不会产生固定资产，所以有一天你退休了，收入就消失了。你变得一无所有，也许还有一幢房子，于是你不得不把房子卖了搬到沙漠或是其他偏远地方去了。”
查理转行了，律师这个职业也在变化，不过即使他留在这个行当，也很有可能并不如意。现在律师赚得比以前多得多，不过享受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我认为许多律师现在对自己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又爱又恨。毫无疑问如今你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保持和客户之间的传统关系，”博思威克说，“因为在法律业里情况变化很大。如今在这个行当，你一定要同时是个优秀的律师和商人才能生存下来，以前你只需要做一个有良好价值判断能力的好人就行了。”
博思威克，是加州俱乐部里查理帮中的一员，说20～25年前，午饭后俱乐部酒廊里到处都是打牌或者玩多米诺骨牌的人。现在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律师、经纪人和其他专业人士常常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吃午饭，一旦要出门吃午饭一定是去参加一个商业午餐，然后急忙赶回办公室。“现在世道完全不同了，”博思威克说，“绅士风度消失殆尽，你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到最好。”
虽然芒格不再从事法律业务，但他和自己以前的事务所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紧密的。
“你知道么，即使他大概已经有35年没有从公司得到任何收入，他的名字还是挂在门上，他总是在这里或那里有一间办公室，”博思威克接着说，“他把很多业务都交给公司负责。所以说他只是改变了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从律师变成了客户。”
罗恩·奥尔森说律师们认为芒格不仅是一名客户，更是一项资源。每周有三次，律师们齐聚在办公室的餐厅里，星期一他们会请一位来自公司外的人士给他们做讲座。演讲人包括洛杉矶市长、电视节目编剧罗伯特·肯尼迪，当然还有芒格。“他会定期被邀请来给律师们讲话，大概一年一次。我们每年举行一次静修活动用来讨论一些长期计划，他会作为评委参加。他是我们社交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年的假日派对也都会来参加。”
因为伯克希尔在那里租了间办公室给查理用，“他真人也在这里，触手可及。他的房门总是打开，他喜欢这样，可以为他带来灵感。他热爱思考各种问题。”
至于说到芒格的名字仍然挂在门上，鲍勃·德汉姆说：“从公司的立场来说，去改变这一点完全是疯了。对查理而言，这样让他相当满意。”
随着芒格律师生涯的淡出，他放弃了一些生命中不再重要的东西，致力于那些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上。和同事间的关系仍然是他成功的重点所在。
当莫莉·芒格回到洛杉矶开始她自己的法律生涯，她说：“律师事务所已经建立并运作起来了，而且还非常受人尊敬。我很快就发现这是一家很热门的事务所。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因为自己名叫莫莉·芒格而受益匪浅。工作中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我爸爸就是创立芒格和托尔斯律师事务所的人。”
莫莉曾经有一次感谢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的管理者建立了这样一家受人尊敬的事务所，即使她都没能进去工作，却让她能自豪地走在事务所的聚光灯下。
“这没什么，”帮助她的律师说，“早年查理让我参与了他的业务，我认为我们扯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