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说，当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对于老朋友的包容度越来越高，而对新朋友的则越来越低。
——沃伦·巴菲特
当沃伦·巴菲特接到电话说所罗门兄弟出了点差错的时候，正是晚上十点半，他站在一家餐厅嘈杂的付费电话亭里。查理·芒格，身为伯克希尔的副主席和所罗门的董事会成员，几个小时前也接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在自己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度假小屋中和全家人一起吃晚饭。
通常，没有什么事能打扰到芒格在湖区的时光。1991年的夏天则有些不同。查理对于电话铃响做出迅速的反应，让家里人知道发生了一些相当严重的事情。
“他没有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受到压力的样子，”温迪·芒格说，“不过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在星岛穿上西装。”
这是伯克希尔所遭受的最痛苦难忘同时也是最广为人知的麻烦，而这只是一个开端。新闻报道说所罗门非法“轧空”了122亿美元的中期国库券，而伯克希尔持有这家纽约的投资银行相当数量的优先股。
芒格第一次是从所罗门的总裁施特劳斯和公司的内部律师那里听到这一情况的，当时是8月8日。从最早的那次电话开始，芒格就怀疑所罗门的官方说法并不全面。
巴菲特是在和施特劳斯在共进晚餐时得知此事的。从粗略的细节和对方平常的语调中，巴菲特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场严重的危机。星期六巴菲特给身在星岛的芒格打了电话，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这次违规事件有多严重。所罗门的律师把他们的措辞要点读给芒格听，这是一份准备散发给所罗门高级行政人员的内部文件，让他们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可以备用。措辞要点中写着：“一部分问题4月底以来就已经为人所知。”芒格反对在这里使用被动语态，要求知道到底是谁知道这件事。
虽然芒格对措辞要点提出了质疑，律师解释说管理层和律师们担心不同的措辞会威胁到公司的资金问题，影响公司滚动几十亿美元短期债的能力，这笔钱每天结算一次。这样很危险，因为所罗门杠杆化程度很高，实际资产只有40亿美元。除了短期债，所罗门还依靠着160亿美元的中期债券、银行债务和商业票据。
卡罗尔·卢米斯在她发表在《财富》杂志上对所罗门事件的报道中写道：“所以所罗门的表演方式是告诉董事和监管者们管理层早已知道莫泽尔的不当行为，但却不告知公众。芒格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认为这种行为既不坦率也不明智。不过考虑到自己并不是‘融资’专家，他平静了下来。”
芒格对于试图洗刷个人过失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慨，不过这可能是因为芒格和巴菲特对于所罗门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古特弗罗因德评价很高，同时感觉和他志趣相投。芒格承认，头一天晚上“沃伦和我并没有看出约翰要垮台”。
不过，芒格从一开始就非常肯定地知道所罗门卷入的是一个大麻烦。说到底，22000亿美元的国库券是美国财政系统的基础所在。所罗门是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库券的一家主要承销商，是仅有的40多家可以从联邦政府优先购买国库券、票据和债券并出售给公众的公司之一。美国境内外的个人、机构以及其他政府出资购买美国的国库券，是出于对美国政府及其公共财务系统的信任。然而，这个系统本身的运作建立在一种微妙的信任平衡基础上。一些专家担心所罗门的违规会毁掉美国证券市场在国际上的声誉，从而增加政府债务融资的成本。
芒格和巴菲特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沟通，同时安排在8月14日召开一次电话董事会。在电话会议期间，董事们听到了第二份新闻稿，其中包括三大页的详细信息。当听到一个说法声称管理层将近4个月都没能向监管机构汇报情况是因为“忙于其他业务”时，董事们提出了一致的反对意见。董事会觉得这种蹩脚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脚。这句话被修改了，最后，芒格和巴菲特知道了管理层早在4月就已经开过一次会，一致认为发生了一些犯罪行为，应该立即报告给监管机构。出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理由，团队中没有人真正去做这件事。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件事，气氛变得越发紧张。证券市场的反应是大肆抛售所罗门的股票。查理穿上西装，搭飞机飞往纽约，开始了一生中最忙乱的一段日子。
所罗门成立于1910年，后来成了美国最大、盈利能力最强同时也最让人钦佩的经纪行。巴菲特和芒格与所罗门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当时所罗门为伯克希尔提供投资银行和经纪服务。伯克希尔于1987年购入所罗门的股份，当时公司成了集团掠夺者——露华浓公司主席罗纳德·佩雷尔曼的恶意收购目标。古特弗罗因德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去找了巴菲特，希望伯克希尔能抢占财务位置，击退佩雷尔曼的进攻。
伯克希尔的首席律师鲍勃·德汉姆记得那年9月的周末，他首次接手所罗门项目。德汉姆星期六早上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决定要购买一笔资产，”德汉姆说，“他们问我是否可以立即就开始工作。我去了办公室，召集了其他人和我一起工作，星期一就签订了合同。那桩交易比平时要快得多，不过是典型的和查理以及沃伦共事的方式，因为他们两个紧密合作。他们两个是美国历史上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商人。他们总是在想新的方式进行投资。他们互相之间非常信任，从来不搞低价竞争。两个人很少有不同意见，如果有，就会说出来。”
1987年秋天，伯克希尔出资7亿美元现金购买了所罗门可赎回可转换的优先股，这是公司当时最大的一笔交易。这些优先股每年有9%的利息，3年后可以以每股38美元的价格转成普通股。当时所罗门的普通股交易价格为30美元左右。如果不能转换，股份会在5年后从1995年开始被赎回。这单交易还达成了一个7年的“间歇期”，在此期间巴菲特同意不再购买任何所罗门的股份。
实际上，伯克希尔得到了所罗门12%的股份，成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这笔交易安排将伯克希尔的7亿美元用于全盘买下矿产和资源集团持有的12%所罗门股份，这个集团是南非巨型企业集团英美资源集团的一家子公司。古特弗罗因德担心矿产和资源集团拥有的股权会落入佩雷尔曼或是其他恶意收购者的手里。
这次行动让一部分股东非常生气，他们认为应该给个机会考虑一下佩雷尔曼的提议。此外，一些所罗门的高级职员认为伯克希尔利用了古特弗罗因德身处险境的时机，因此占了便宜。不过股东们也从古特弗罗因德和巴菲特的交易中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收益。这笔交易增加了所罗门的资金实力，为亏损提供了金融储备，同时让古特弗罗因德身处根据自己的选择而建立的关系中。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巴菲特和芒格进入所罗门董事会。
“我们颇有一些先见之明，”芒格说，“当我们在ABC和所罗门都买下了相当数量的股份时，沃伦建议我去加入ABC的董事局。我说：‘你绝对不需要我在那儿。’所罗门会有很多麻烦，需要我们两个都在。”
有经验的华尔街人对于伯克希尔向所罗门投资非常惊讶，因为巴菲特和芒格经常对经纪行和投资公司的工作质量进行非难，同时也很轻视那些高管们所享受的高额薪水和奢靡的生活。在1982年伯克希尔的年报中，巴菲特责备投资银行家们总是提供他们自己能赚得最多的建议，他这样写道：“不要问你的发型师你是不是该理发了。”
巴菲特后来解释说，他早就知道对所罗门的投资不会成为他著名的“三垒安打”式的投资，不过当时他找不到合适的项目投入现金，而且他过去和所罗门的合作经历相当愉快，尤其是1976—1981年的时候，他们帮助伯克希尔买下了GEICO的前一半。
然而，巴菲特和芒格关于业务应该如何运行的看法总是和华尔街惯例有所出入。所罗门开始感觉到中西部人的保守作风带来的烦恼。
“他们进入所罗门董事会的时候，所罗门有一名星级厨师随时待命，”小查理·芒格说，“第一次沃伦就拿着可乐和汉堡包坐下来，引起了一种文化的改变。”
即使在出现国库券丑闻前，也早有谣传说巴菲特和芒格对古特弗罗因德并不满意。不过1987年伯克希尔的年报中巴菲特试图让这些传闻烟消云散：“我们对于投资银行的发展方向或未来盈利能力并没有特别的预期。我们强烈感受到所罗门公司CEO约翰·古特弗罗因德的能力和正直人格。”
他说古特弗罗因德有时会建议客户不要进行某些交易，即便那些交易会让所罗门收取巨额服务费。“这样的服务高于自我的行为，和那些华尔街式的自私自利相去甚远。”巴菲特说。
1987年所罗门遭受了巨额交易损失，古特弗罗因德重组了公司，裁掉了800名员工，这让沃伦和查理印象深刻。当年古特弗罗因德还拒绝了价值约200万美元的奖金。还有一次是1989年，利润下滑，他自降50万美元薪水，只拿350万美元。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混乱和缺乏对流程的关注看来已经成为所罗门的公司文化，巴菲特和芒格开始对于这一事实感到不安起来。举例来说，他们忧虑地发现，在董事会上，董事们拿到的是过期的资产负债表。
这些担心在1991年8月达到了顶峰，在联邦监管机构的压力下，所罗门就自己在国库券竞标中实施的违纪违法行为做出了声明。有另外一家公司投诉所罗门在122.6亿美元的票据中得到了高于自己法定比例的份数，然后通过抬高价格来挤跑竞争者，政府就此展开了调查。
保罗·莫泽尔一度声称自己被指控行为不当是不公平的，自己只在1991年2月的某一次国库券竞标中“一时冲动”才做出了违规的决定。莫泽尔坚持自己被当作了替罪羊。他告诉《华尔街日报》，当他进行交易的时候，只是执行所罗门的政府套汇操盘机构发出的指令，竞投价值15亿美元的票证，即便这样，所罗门的竞投数额也远远高出政府规定中所允许的。为了防止像所罗门这样的大玩家垄断市场，联邦于1990年颁布一条规定，禁止单家公司在任何一次拍卖中竞标超过35%的国库券。
后来的调查和法庭审理显示，莫泽尔在1990—1991年间不止一次地涉及非法交易。显然是因为怕自己被抓到，莫泽尔早在4月就向所罗门的副主席约翰·梅里韦瑟透露了一些违规交易的内幕。而古特弗罗因德以及所罗门总裁施特劳斯听到这些问题后的反应则将公司拖入了更深的深渊。
“事实是梅里韦瑟去告诉了古特弗罗因德，并说：‘你看，我知道现在有这样一些问题，我有责任汇报给你。’”芒格说，“梅里韦瑟作为主管，其实是在撇清关系，通过汇报给古特弗罗因德将问题上报，保护自己。不过梅里韦瑟还补充了一点：‘我希望你能想出一个办法来拯救这个优秀的年轻人（保罗·莫泽尔）。’古特弗罗因德和法律总顾问谈了谈，后者立刻叫他报告给联邦政府，并请求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的原谅。古特弗罗因德当时犹豫不决——‘我该如何拯救公司利润核心、拯救这个员工，等等。’他拖延了这件事，也没有对董事会说实话，直到联邦政府威胁了他——而且直到那时他也没有完全透露。法律总顾问应该这样告诉他：‘要是你不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你就会丢了饭碗、名声、在社会中的地位，你的妻子会对你生气，孩子们也会羞于承认你是他们的爸爸。说出实情，全面地、快速地。’他一定会要开除那名交易员，不过最终连自己也饭碗不保。”
约翰·梅里韦瑟被认为是一名债券交易奇才，他精通市场的技术运作。作为所罗门收入最高的行政人员，据说他一年的收入高达8900万美元，而古特弗罗因德只有350万美元。虽然梅里韦瑟、施特劳斯和莫泽尔都让所罗门失望了，古特弗罗因德的行为是最让人困惑的，让芒格和巴菲特尤为失望。
“对于查理·芒格而言，古特弗罗因德唤起了所罗门公司文化中所有高贵的一面，特别是宁愿说实话也不赚昧心钱。他有一种新一代执行官所缺乏的壮士风范。”财经作家罗杰·洛温斯坦这样形容。
古特弗罗因德以行事风格严厉而著称，在公司待了38年，其中13年在机要部门任职。尽管有对媒体缺乏耐心的坏脾气，古特弗罗因德因为将所罗门建设成了一家投资银行发电厂而受到赞誉。他告诉所罗门新招来的人，每天早上来的时候要“准备好打败一头熊”。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相对于勇敢的行动，古特弗罗因德的反应被查理形容为“吮吸拇指的反应（意为犹豫不决）”。当董事们8月开会发现古特弗罗因德一直在隐瞒一些对于所罗门的业务运作非常关键的信息时，他在董事会面前的信誉就荡然无存了。
8月17日星期六，芒格从明尼苏达飞往纽约和巴菲特碰面。两个人立刻去和古特弗罗因德以及其他所罗门高层管理人员一起开会，直到晚上11点。会上把真相揭示得一清二楚，与会者仍然是最重要的那几个人。
“查理坚持他们应该把所有的事实都说出来，”巴菲特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从星期六下午3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星期天，然后和我星期一一起去华盛顿。”
巴菲特和芒格立刻叫来了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事务所中最顶尖的律师——罗恩·奥尔森和鲍勃·德汉姆。他们帮忙应对复杂的法律问题和一群盛怒的、随时准备提出犯罪诉讼的联邦法规制定者。奥尔森说，芒格对于将事情置于可控制范围内所起的贡献是“最重要的，因为决定做出得很早，是8月18日。他参加了关键的董事会议。当天中午，他们决定放弃所罗门董事会和前任律师之间的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保密特权，这与为什么所罗门没有受到犯罪起诉有很大的关系。巴菲特和芒格共同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资料都发给他们。最后，他们决定不起诉。我们重塑了信心，新的领导层会把这里整顿好，他们不会腐烂到顶，也没有卷入这些问题”。
直到巴菲特和芒格见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理查·布里登，才对整件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他们最终知道了古特弗罗因德曾经从联邦储备纽约分行的总裁杰拉德·科里根那里收到过一封信，信里说违规投标使所罗门和联邦政府间长期的业务关系出现了问题，科里根要求10天内收到一封关于所有所罗门已知的“违规、犯规”。他把信转交给了外面的律师，却没有抄送一份给董事们，芒格在会议上批评古特弗罗因德时说：“沃伦和我卷入那场危机却并不知道所有的事实。我们得到的都是含含糊糊的回应。如果早点知道，我们的处理方式会完全不同。”
联邦储备纽约分行向所罗门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芒格说：“以前的管理人员们，你们的时代终结了。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我们不能让你们再继续做主要交易商。我们对自己的主权给予关注，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观点也发生了改变。对于古特弗罗因德没有向董事会完整地报告整件事，我们完全无法原谅。”
古特弗罗因德和公司总裁施特劳斯双双于1991年8月18日辞职。这对于古特弗罗因德来说是一次悲剧性的下台，因为《商业周刊》曾经称他为“华尔街之王”。
所罗门被政府暂时禁止进行交易，几乎关门大吉，促使所罗门自己的律师开始制定备用破产计划。一个星期内，所罗门的股价就从36美元狂跌到27美元。所罗门自己债券的下跌迫使公司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停止自己所有证券方面的交易。要挽回颓势，就必须让公众认为所罗门并没有濒临破产。罗恩·奥尔森和鲍勃·德汉姆为帮助所罗门以最小的损失摆脱丑闻做出了主要贡献。
“最起码有5个相关机构对于所罗门的问题非常关注，分别是：证交所、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美国财政部、纽约州南部的律师以及司法部反垄断处。”巴菲特在所罗门1992年的年报中写道。
巴菲特说，如果告诉别人公司无法有效地解决法律问题，这样的暗示会非常可悲。“如果我们当时宣布破产，然后关门，10亿美元的交易也无法结清所有该结清的问题。这件事中牵涉到了戏剧性、人性以及恐惧，就好像是一台世界末日制造机。”
参议院丹尼尔·莫伊尼汉飞到纽约问他们自己是否能帮上什么忙，因为纽约有9000个工作岗位岌岌可危。伯克希尔还在莫伊尼汉所在的州拥有布法罗新闻集团。“我们对莫伊尼汉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杰拉德·科里根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现在正心烦意乱，”芒格解释说，“他会非常讨厌政治人物的介入。我们叫莫伊尼汉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不要插手这件事，他就这么做了。”
巴菲特负责处理管理层的问题，并和一些关键人物进行沟通，“查理得以退一步，想想更广范围内的法律问题，”德汉姆说，“他思考得很快也很认真。在纽约的那一周的最后一天，他们决定所罗门的法律总顾问应该提出辞呈。星期六早上沃伦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可以担任法律总顾问。”
古特弗罗因德、施特劳斯和法律总顾问的辞职并没有让监管层足够满意。有必要任命一位新的管理者，一个监管层和公众都相信是完全有道德操守、完全值得信赖的。显然巴菲特是最佳人选，不过芒格对他说要是接下这个职位，他就一定是发疯了。这个警告并没有起到作用。
“当沃伦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他主动提出担任主席，他们立刻接受了，”芒格说，“他声誉良好。尼克·布雷迪（财政部的秘书长）的态度有所软化，这足以成为一个信号。基于布雷迪的态度不再那么强硬，我们知道这样做会为自己挽回信誉。”
和巴菲特一起到华盛顿特区在国会面前就丑闻作证结束后，芒格回了家，从那以后就一直担当远距离顾问，除非必须以所罗门董事会成员的身份出面。“查理认为我竭尽所能，”巴菲特说，“事情有些不受控制，我们所做的就是希望他们别把我们置于死地。”
德汉姆说，即便是回到了加利福尼亚，芒格还是和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来，我们依旧讨论各种事务和策略。查理是一名参与很多的董事。他对于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有真正的想法。”
“在所罗门董事会任职是一段非常紧张的经历，不过看来芒格已经年近70这个事实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另一位董事路易斯·辛普森说。
“健康和年龄问题一点都没有让查理的行动有所减缓，”辛普森评价，“他从洛杉矶搭飞机过来，一下飞机就直接参加所罗门的会议，提出的问题像钉子一样尖锐。所罗门的会议通常都是下午召开，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开另一个，再后面一天查理就动身回家。”
“很多时间我们大家都待在西边的千禧酒店。我们会进行一次董事晚餐，然后走回去。”辛普森回忆。偶尔南希·芒格会一起来，她和查理会去看望儿子巴里，他是一名自由摄影师，住在曼哈顿翠贝卡街区。要是南希也来的话，芒格夫妇就住在上东区的卡莱尔地区。
“在所罗门没有太多寒暄的事情，”辛普森说，“相当商务。我们要对付很多问题、考虑很多事情。那段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戏剧性的。我很肯定沃伦和查理遇到的事情比他们原先想象得要多。”
辛普森在所罗门董事会任职5年，其中4年是作为审计委员会的主席，而芒格则是委员之一。“他是一名非常积极、问题很多的委员，”辛普森说，“所罗门的审计委员会是一群非常积极主动、一针见血的人。我们每次开会至少3个小时。查理对于管理层中的很多人来说如芒刺在背。他盯住棘手的问题不放，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们解决。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审计、管理、衍生交易、风险管理。你希望团队中有一个人能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管理人员总是想呈现积极的一面。要找到能指出缺点、风险等消极面的人越来越难。我怀疑人们都认为查理是个疯狂的怪人。通常业务进行得很顺利，然后他说：‘但是你没有算上这些资产负债表外的交易以及佣金呀。’要理解一项业务的运作非常辛苦，要投入大量精力。我记得无数次纽约和洛杉矶之间的长途飞行，每次都要5、6个小时。他通过对常规惯例的质疑和思考为公司增加了价值。”
芒格同时也为团队打气。“我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个案子榨干了，”罗恩·奥尔森回忆，“然后我就会去找查理，他说：‘你能办得到的。’”
对于所罗门最后得到的处理：一笔相当轻的罚款——29000万美元，同时没有任何犯罪起诉，巴菲特认为奥尔森和德汉姆居功至伟。
作为法律处理结果的一部分，所罗门承认在1991年的数次国库券拍卖中，投标数额大大超过总额的35%的上限，从而违反了法规中对于每家公司可以竞投的比例限制。所罗门同时还承认在得到客户默许的情况下，用其客户的名义进行投标，让所罗门可以买到比允许数额更多的国库券。保罗·莫泽尔8月被停职，后来对于向联邦政府撒谎这件事供认不讳。他在狱中服刑4个月。
至于最终的结局，“只要是完全了解事实真相的股东们都表示非常满意，比他们所预想的都要好。”辛普森说。
虽然公司中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解决方式近乎奇迹，所罗门仍然没有摆脱麻烦。困难的管理问题仍然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谁能在巴菲特之后管理公司。
巴菲特和芒格是美国收入最少的顶尖公司管理人员，对于所罗门的薪酬系统感到很不满意。巴菲特指出证券部的106名职员每个人在1990年都挣了100万美元甚至更多，即便当年该部门的总体运营结果相当不理想。“为雇主创造了平庸回报的员工应该预料到自己的收入也会反映出这一状况。”巴菲特在公司的季报中写道。
不过，自从巴菲特担当起了所罗门的领航员后，芒格开始对于他使用私人飞机“站不住脚号”的行为越来越宽容。芒格说如果有哪一个CEO可以坐私人飞机出差的话，那个人一定是巴菲特。“这是全美国公司中最有资格的一个。”
巴菲特在所罗门兄弟主席的位子上度过了又长又累的九个月，不过他并没有打算无限期地担任下去。有谣传说当他卸任后，将会提名一位华尔街的资深人士担任，比如美国市场研究公司的CEO约翰·布莱恩或是前任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保罗·沃尔克。1992年，巴菲特任命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鲍勃·德汉姆担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此举让财经界大跌眼镜。
所罗门事件刚一爆发，德汉姆就接到通知，三天之内搬到纽约担任外部顾问。当更换所罗门法律总顾问势在必行时，德汉姆接过了重担。最后他意识到自己会在那里待很久，于是在巴特利公园城买了一套公寓。这个任务对于德汉姆来说并不轻松，他的妻子在加州是一名高级学者。重建所罗门是一项让人望而生畏的任务，有些事，比如发放巨额奖金的问题从来都没有以芒格和巴菲特满意的方式解决。
“所罗门的问题越来越难解决，比我当初开始接手时所认为的要麻烦得多，”德汉姆说，“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要在和家里人分开的条件下进行工作非常困难，这件事最后也可能不得善终，对于职业生涯没什么好处。不过后来政府方面的问题解决后，显然公司不会倒闭。从很多方面来说当CEO的那段时间非常有趣、充满挑战，好时光比糟糕的日子要多，结局也相当不错。”
德汉姆的太太搬来纽约和他待在一起，1997年，他的工作全面结束。所罗门以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旅行者集团，德汉姆回到了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事务所。他的妻子曾在过渡期担任福坦莫大学的教职人员，当他搬回洛杉矶的时候，她已经被任命为太平洋橡树学院及儿童学校的校长。
伯克希尔所持有的所罗门股份转成了旅行者集团3%的股权，价值17亿美元。1998年，旅行者和花旗集团合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他们共同提供融资、证券销售和保险服务。
所罗门完好无损地度过了困难时期，公司的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都幸免于难。古特弗罗因德失去了权力，他的律师在加州和巴菲特以及芒格见了面，试图商议出一个离职补偿金方案。虽然巴菲特和芒格说他们仍然喜欢古特弗罗因德这个人，双方对于他该拿多少遣散费产生了争议。所罗门董事会愿意支付860万美元，但他想要的多得多——有些报告中说高达5500万美元。古特弗罗因德和所罗门展开了斗争，追讨他认为公司亏欠他的福利、股权和律师费。不过他的运气不佳。一个仲裁团做出了不利于他的裁决，没有留给他任何离职补偿金、股权或者奖金，什么都没有。
根据和证交所达成的协议，古特弗罗因德同意支付1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同时被禁止经营证券公司，除非征得了证交所的特别许可。“我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也没有因为从事违法行为而受到起诉。”他告诉一名《商业周刊》的记者。
所罗门的董事不得不靠自己才能知道这封信的存在，这可真让人恼火。
离开所罗门后，古特弗罗因德成立了他自己的办公室，专为资本总额在5000万美元左右的公司提供咨询和投资服务。作为广受争议的三方委员会的成员，他仍然相当活跃。
至于梅里韦瑟，他最终被要求在证券业停职3个月，并因为在所罗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被罚款5万美元。梅里韦瑟正准备回所罗门的时候，被巴菲特发掘出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德里克·莫姆向他提供了一个职位，比他之前的工作所承担的责任要少。梅里韦瑟拒绝了这个提议，带着一群从所罗门出来的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对冲基金公司，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绰号“北所罗门”，也叫“梦幻团队”。
所罗门的公司氛围，即使在古特弗罗因德管理时期，也是竞争激烈的，这一点完全没有变化。德汉姆和芒格管理公司的方式为交易商和华尔街知情人所诟病，特别是他们试图限制所罗门高得惊人的薪水以及给交易商的分红，因为这些费用的增长速度已经快过公司的收入增长了。
有些心怀不满的员工离开了所罗门，包括梅里韦瑟以前团队中的核心成员，他们加入了梅里韦瑟的新公司，它就是表面风光但其实注定要遭受惩罚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
LTCM大胆尝试采用了布莱克斯科尔斯风险模式，商品交易商们特别喜欢这个模式。加上一些其他的数学模型，LTCM得以在全球市场上进行安全而且获利丰厚的交易。梅里韦瑟组成的团队中包括两名推导并完善这个公式的教授——迈伦·斯科尔斯和哈佛教授罗伯特·默顿，以及前美联储官员戴维·马林斯，当然，还有从所罗门出来的交易员们。
LTCM的最低投资额是1000万美元，不过由于团队出色的资质背景，他们很快就筹集到了30亿美元。头三年LTCM的回报率是非常好的：第一年20%，第二年43%，第三年41%。
然而到了1997年，也就是第四年，回报率下降到了17%。当年泰国爆发了房地产危机，迅速波及整个亚洲。第二年8月，俄罗斯拖欠国际债务，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LTCM的数学模型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一天之内就损失了5亿美元。9月，梅里韦瑟致信投资者，宣布当年基金已经损失了25亿，或者说52%的总资产。虽然基金持有一些有价资产，但因为LTCM杠杆化程度很高，一旦到期要结算利润，它就陷入了困境。根据一些账户内容显示，基金的全球投资金额达到了让人恐慌的1.25万亿美元，几乎接近美国政府的年度预算。很显然，一旦LTCM崩盘，全世界到处都会受到影响。
LTCM问题爆发的时候，巴菲特正和他的朋友——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进行一次荒野之旅。巴菲特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人员，因此只能通过一部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芒格在夏威夷度假，通过卫星电话联系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讨论过巴菲特对LTCM提出的救助方案。
巴菲特提出以25000万美元收购LTCM的不良资产，用伯克希尔的30亿美元资金来进行资本结构的调整，还有7亿美元来自保险巨人AIG，3亿美元来自投资银行高盛的资金。他们不承担LTCM任何不确定的债务，同时梅里韦瑟和他的团队不得继续在管理层任职。梅里韦瑟拒绝了这个提议，不久之后就被一个由14家商业银行组成的财团拯救了，这个财团的行为是迫于联邦储备银行的压力，同时他们自己也都在LTCM中有着或多或少的损失。14家银行一共注入了36亿美元。梅里韦瑟和他的手下仍然持有公司10%的股份，但必须在一个监管委员会的监督下运行业务。梅里韦瑟得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度过困境，到了1999年中期就东山再起了。他偿还了银行的债务，几周后就悄悄地关闭了基金。然而，有一些原始投资者却再也没有收回自己的资金。
虽然芒格和LTCM闹剧毫无关系，他对此有一个看法。“一个名叫长期资本管理的对冲基金最近因为对自己的杠杆交易模式过于自信而遭受了溃败，虽然他们的主要成员平均智商都有160，”他说，“聪明、勤奋工作的人们并不能在由于过分自信而导致的专业失败中得到豁免。通常他们只是在自己选择的更复杂的航行中触礁，所依赖的无非是他们有更高的天赋和更好的方法这样一种自我评价。”
所罗门事件为芒格和巴菲特在商业世界中建立起了稳固的正义之声的形象，不过也显示出了他们可以多么严厉。公司领导，无论看来地位多么稳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对不要和巴菲特以及芒格有不同看法。
“当一切尘埃落定，所罗门的行为表现将在类似事件中为后人所警示，”芒格说，“人们会足够聪明，知道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反应——非常迅速——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开除一些罪不至此的人。”
芒格说，在所罗门事件中有许多教训可以学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旦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最高层管理人员的反应一定要既迅速又彻底。
“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在看到莫泽尔出了麻烦的时候没有向纽约政府汇报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芒格说，“联邦政府不会要古特弗罗因德人头落地。直面你的重大问题，不要藏着掖着。”
正如所罗门的溃败广为人知那样，芒格说未来仍然很有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沃伦和我永远不会停止批评投资银行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