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电影里的华尔街
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证，我们可以看到股市晴雨表在漫长的时间检验中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性。我们将在道氏价格运动理论的帮助下考察基本的上升或下降运动，期间从不足一年到三年以上不等；考察它们的次级下跌或反弹运动，就像事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还要考察重要性较小却无时不在的日常波动。我们将会发现，所有这些运动都是以华尔街对全国商业的总体理解为基础的；它们与道德的关系正如岁月的前进与道德的关系一样；而且操纵股市的行为并不能使晴雨表产生实质性的偏差。
然而，从我所收到的一些信件来看，有一个问题是没有争议的，它们声称，华尔街从诞生之初就一直不是一个清白的地方。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试图指出公正的、几乎是毫无人性的市场运动与任何地方的任何市场中不时发生的不光彩丑闻是有联系的，其结果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感情用事的人与懂得思考的人在人数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前者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我依然倾向于为股市辩解却也不得不向他们做出让步。我立即想到了对本初子午线的辩解之词，就像格罗弗·克利夫兰的那一句老生常谈所说的那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条件而不是一种理论。
在公众的心目中，华尔街被视作一个可怕而又奇怪的地方——我们不妨称之为电影中的华尔街。英语中的电影（cinema）是我们祖辈所处时代中传统的情节剧（melodrama）在现代的名称。它们的主人公惊人地相似。坏人和女魔头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形并不相符，但是他们必须千篇一律地重复坏人或女魔头应该具有的行为，以便使那些其实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识过这种人的评论家们感到满意。很多年以前，杰罗姆·K·杰罗姆曾经在他的书中介绍舞台规则。他指出，在英国的舞台上，只要花上3镑6便士就会使一段婚姻变为非法；当立遗嘱人死亡时，其财产将归有能力取得遗嘱之人所有；假如这个富翁并未留下遗嘱，其财产将落入关系最亲近的坏人手中。在当时的舞台上，律师们个个铁齿铜牙，侦探们人人手段高明，只有金融家们的表现让人不敢恭维。
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在不久前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因信中充满了所谓的反华尔街言论而遭到众多的批评。它使用了很多使人无法忍受的词句，毫无保留地表明了一名西方参观者对华尔街的印象，“大礼帽和严肃的表情”就是其中之一。让我把它说得更详细些吧，我的确曾在华尔街见过一顶大礼帽，那是在1901年塞斯·洛市长开启新建成的股票交易所的时刻。我的速记员当时用非常诚恳的口吻说，这是真正的时髦打扮。然而电影中的金融家们总是戴着大礼帽，正如戏剧中的英雄豪杰们即使出生清贫也老是穿着经过专利注册的皮鞋一样。假如屏幕上的金融家不戴大礼帽，他就成了一只没有加盐的鸡蛋。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并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愿说他是个好人。
几年前在一个“街角”曾经发生了一起影响不大的丑闻，因为这个名叫斯图茨汽车的股票还没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交易市场。除了少数决定卖空的投机者之外，并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而且受害者也毫无怨言地缴清了款项。但是这件事却成为攻击华尔街时经常被提及的证据。纽约的一家报纸认为，此事与“都市电车行贿者、新天堂破坏者、石岛破坏者”以及——它任意歪曲历史而编造的——“人寿保险的赌徒”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家专门发布新闻的报纸，它并没有告诉读者，都市街区铁路的最近一次融资活动发生在20年以前；即使是愚蠢而无助的纽约地面铁路的资本筹集活动（当时被称为区际都市公司）也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对人寿保险业的调查发生在16年前，而且当时既未指责也未证明存在“腐败行为”。被它歪曲的新天堂融资活动（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发生在11年前，石岛事件发生在19年前；芝加哥＆埃尔顿公司资本重组是华尔街的攻击者们最喜欢提及的事件，然而它完成于1899年，直到1907年以前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我或许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反叛者，因为根据对事实的最全面的了解，我并未发现华尔街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地方。
曾经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抛售事件造成过一次股市恐慌，但即使是这种事件也并不能作为使我们的晴雨表失灵的操纵行为的例子。那次恐慌出现在一个基本的牛市时期，只造成一次猛烈的次级回调运动，股市的上升势头很快就得以恢复，并在16个月以后达到顶峰。然而，1901年的这个事件也仍然非常活跃和惊人，甚至连那些鄙视华尔街的政治家们都对此产生了兴趣。他们居然令人震惊地声称，在过去的这些事件中受到影响的股票都由寡妇和孤儿所持有——虽然我也相信，肯定有人愿意和寡妇结婚并收养（甚至是争相收养）孤儿。他们剥夺了自己的信徒们的最普通的商业常识，因此也就没有权力再这么大张旗鼓地招摇撞骗、提醒我们注意身边的罪恶了。他们可以找到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在电影里。
让我们认真地回到本书的内容上来。在华尔街得出的决定股票市场运动的规则，在伦敦、巴黎甚至柏林的股票交易所也将同样适用。但是或许我们走得更远些，假如这些交易所和我们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个规则的基本原则将不会改变。无论在哪个国家的首都，只要重新建立了自由的证券市场，它们将自动地、不可逆转地重新发挥作用。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家伦敦的金融出版机构拥有像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这样的记录。但是假如能取得类似的数据，伦敦股票市场也将和纽约市场具有同样的预测能力。
我们可以从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名单中挑出两种或更多的代表性的股票板块，用以显示它们在威坦豪尔清单和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官方清单所涵盖的期间内的主要运动、次级运动和日常运动，这是一种可行的做法。英国铁路股票的平均股价指数可能与我们自己的指数相互印证。伦敦股票交易所可以提出一个历史更悠久、范围更广的工业股票名单。从1889年第一次德兰士瓦采金狂潮开始编撰卡菲尔股市的南非采金业股票平均股价指数，将具有它独特的意义。它将表明，在其他行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时候，采金业是多么兴盛。把这个平均股价指数与那些旨在获得固定收益而持有的证券的运动相对比，将会对经济学家们具有很高的建设性意义。它能最生动地表明黄金的购买力与投资所需的英镑之间的关系，最终证明这样一个公理，即旨在获得固定收益而持有的证券价格与生活的成本成反比，这些我们都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我们很难从内部来全面评价华尔街，而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这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本书表明的那样，市场不仅包括操纵者，也不仅包括所有的金融家，因此股市晴雨表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股票市场本身。近代作家G·K·切斯特顿曾经说过，不真实的事实是没有用处的，甚至是虚伪的。在查尔斯·道提出自己的价格运动理论以前，没有人能提出并建立一套理论来解释股票市场的事实真相。我们能让那些在这个轰鸣运转的机器中经营的人理解它得以运转的动力，甚至这个动力得以产生的方式吗？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出现在公众视网膜上的唯一画面是一个被扭曲的形象，我们称之为“电影中的华尔街”。
推销石油股票的骗子向受害者们展开游说活动的时候总是会选择金融区的某个值得尊敬的地方，并且想尽一切办法诱使著名的报纸在金融栏目中提及自己的股票，这是为什么呢？假如他所拜访的公众、投资者和投机者们（未来的投资者）真的相信乡村政治家的话，认为华尔街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他还会这样做吗？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阴险的推销员将会选择另外的地方。他选择了金融区，因为他知道它的信誉和诚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伪善是罪恶对纯真的奖赏。假如华尔街与他同流合污，他将无用武之地。实际上，假如金融区有一点像造谣生事者所指责的那样腐败，这些人的指责也不会遇到麻烦了——美国的货币中心将因为自己的腐败而支离破碎。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且哪怕事实与此截然相反，关于股市运动的理论也仍然都是正确的。
假如作家的素材主要来自于金融区，那么他就得像染色工的手一样屈从于自己的工作，而没有人会对此产生怀疑。华尔街如此严肃、如此兴奋地一心扑在工作上，以至于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行欺骗。假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事实上没有人能知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股市运动的全部事实，那么也正如我们每个人在个人经历中所了解的那样，某些人的知识要远远超过其他人。真正的智者能使你摆脱批评和歧视的纠缠。当他们富有以后，他们的财富仅是一种伴随物，最明显的含义是不断增值，但是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止境的。
我在25年前曾任职于南非，在那里我和塞瑟尔·约翰·罗兹打过交道。他的思想明确、知识渊博，远非会挣钱这么简单。在开普敦至开罗的白人世界里，钱是实现其思想的必要条件，铁路则是其思想有形的外在表现，甚至成了一种神圣的象征物。就直觉能力而言，我只遇到过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人——已故的J·P·摩根。跟上他们的思维速度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生理现象，正如一些具有数学天赋的儿童可以在短暂的心算之后给出一个千位数的平方根一样。按照一位记者的说法，其他著名人物的思维过程与常人并无太大区别。我曾经见过许多工业巨头，如詹姆斯·J·希尔和爱德华·H·哈里曼，他们基本上都具有一流思想家的素质，能够剔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迅速把握住一篇冗长文章的基本思想。但是罗兹和摩根更胜一筹，他们能在你陈述前提条件之前分析得出虽然出乎意料但却合情合理的结论。
这些人成为富豪几乎是在不经意间。他们肩负着伟大的使命，为完成这些使命他们又必须取得金融方面的支持。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听到过许多“概念”，却发现它们大都是一知半解的观点。但是的确存在一个理想的华尔街，在通常情况下（我希望永远如此）会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在正确的时机选择正确的客观的观点。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位演员称科罗拉多大峡谷的美是“无法形容的”。他花了l小时零15分钟的时间来论证这种美是无法形容的，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假如换成弥尔顿或者赞美诗的作者，他们一定能够形容出这种美。任何有理性、有知识的人只要能正确感受到自然现象对心灵的震动，应该都可以被这种自然奇观所打动。
我记得自己以前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概是在某个你今天看过明天就会忘掉的评论文章之中。人类的问题并没有改变，因为人的本性仍然是人类刚刚产生时那样。“周期”与人类的历史同样古老。我们所见到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尤其是真诚的智者们已经通过法律形式确认，和平友好地共处会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所有进步都无法离开人的内心，变革正是根植于人的内心，而不是诞生于立法机构的大厅里。